問：您學問廣博，所涉獵的知識領域涵蓋梵文、中文、藏傳佛教的因明學和認識論、中觀論、藏文民族文學以及藏文文法和詩詞。請教您對佛教和東方文化的興趣是如何形成的？

答：我最初學的是西方的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後來逐漸對亞洲的哲學思想產生興趣，尤其是佛教。我很快就意識到，有許多重要的哲學思想，都必須在懂得東方語言的基礎上才能開始了解。雖然我曾於1960年代末在加拿大跟阿肖克‧阿克盧卡（Ashok Aklujkar）教授學過一點梵文，我真正深入研讀的第一部佛教文本是依據法稱大師（西元6-7世紀）的論著而編寫的格魯派基礎邏輯學論。我於1970年代在印度和瑞士研讀這些文本，我的藏文也是透過學習這些文本學會的。我最初是從佛教認識論傳統的現量學（藏：tshad ma 梵：pramāṇa）開始的，因為我在其中看到很多適用於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思想，特別是覺得這些想法有助於更好地去理解邏輯和語言在理性思想上扮演的角色。我也對中觀感興趣，這是受藏族人的影響，也是受瑞士學者雅克‧梅（Jacques May）的影響。我從那時至今都一直認為，中觀是一種非常精密的寂靜主義（quietism），也是一種對於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批判。

我在1975年去瑞士後繼續跟藏族人學習，尤其仁登格西（Geshe Rabten）等人，他們當中很多人都居住在德語區的難民社區裡。仁登格西是蘇黎世州力康（Rikon）縣一座小型藏族寺院的住持。後來他在洛桑市附近創建了一個更大的道場，在瑞士的法語區。我和我的同學們透過各種渠道認識了好幾位老一輩的藏族學者。

1980年代期間，我在洛桑、日內瓦以及日本進行了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學習了梵文、藏文及中文，也繼續鑽研哲學。我非常有幸師從於雅克‧梅教授以及桂紹隆（Shōryū Katsura）教授，他們兩位都花了很多很多年教我什麼是「比較歷史語文學」（historical-philological method），以及如何能將它與哲學研究結合。（研究東方哲學時若沒有以歷史和語言知識作為基礎，就很容易會出現過於膚淺的弊端。）

我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個哲學家，但我也逐漸發覺文學和翻譯所提供的不同視角與理解方式也是很重要的。總之，語言、邏輯、形而上學、倫理學、宗教思想，這些都是重大的議題，不管你讀的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奎恩（Quine）、莊子、宗喀巴，還是法稱。這些都是思想的難題。至於這些問題是「東方」還是「西方」的，我倒覺得並不重要。

問：您有最喜歡的一部經嗎？

好幾年前，我研究了一部很特別的佛經，叫做《命終如何轉生經》 (Toh 308,Questions Regarding Death and Transmigration)。這部經包含了佛教對於生死的看法。此經的梵文版已遺失，經文沒有漢譯本，而藏文譯本用的是古老的翻譯語言，是第九世紀前還沒被修訂和標準化的翻譯。這的確是一部很特殊的佛經，因為讀起來更像是來自《丹珠爾》的論著，滿滿的都是論證。有趣的是，經文幾乎沒有為轉世做論證，不像法稱的《釋量論》那樣，但卻運用常識來駁斥印度最古老的吠陀經典中對於死後的概念。印度吠陀思想中，人死後會去到一個「死亡的世界」（閻摩世界，梵：yamaloka），有時稱作「天堂」（梵：svarga），與自己的祖先、朋友、親戚和族人重逢，並不會轉世。喪儀很重要，可確保亡者抵達此界並且保留所擁有的資產。這些想法並不僅僅是婆羅門哲學中所提倡的理論，也是被廣大的印度民眾所普遍接受的思想。這個概念在西方其實也很常見，你去墓園看的話，會發現有許多墓碑上刻著「我們仍會再相聚」。可以說，這部經體現出佛教、耆那教以及奧義書（Upaniṣad）所主張的「從生死中解脱」的新概念，和吠陀哲學中「死後永生」的舊概念之間有衝突，而這種新思潮的推進引發了印度思想上巨大的轉變，乃至後來也對整個亞洲地區產生深遠的影響。這部經的翻譯已發佈於84000的雲端藏經閣。

問：您在2011年為什麼會決定加入84000呢？

我加入84000是因為那時（現在還是如此）有必要讓大家對佛教有一個全面性的理解，因此就必須將佛教的經典很好地翻譯出來。儘管人們會以各自不同方式去詮釋經文，但至少需要翻譯成大眾讀得懂的語言，讓他們可以親自研讀。從某個角度來說，作為譯者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開啟一扇大門。佛教徒或修行者會認真虔誠地研讀這些經文，歷史學家可能會用這些經文去了解古印度，哲學家則可能會發現這些經文蘊含著跟他們的思想相關的想法和概念。我們出版的翻譯附有歷史簡介、註釋和詞彙表，有時還有對勘本。目的始終是要將有用的資料提供給讀者，而不是先入為主地告訴讀者該怎麼去解讀某部經典。

問：我們在思考84000所面臨的挑戰時，一般想到的是翻譯工作的挑戰，如何在確保精準度的同時，也保證不丟失文字本身的奧義和精華。做了近十年的總編輯後，您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宗薩欽哲仁波切曾說（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們需要維持三方面之間的平衡，像一個三腳架一樣：一個是學術界，一個是藏族群體，一個是西方和東方的佛教徒群體。如何在這三者之間取得平衡，是我們真正面臨的挑戰，同時也讓84000這個翻譯項目更有深度。

在您為84000工作的這些日子裡，有沒有某個最難忘的時刻？

我相信84000的同仁都知道我對佛教本身很友好，但我也是個獨立派人士。秋吉尼瑪仁波切曾在一次會議上說：「哎呀，別擔心，他就是個獨立派的。我們在藏地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他的那句話讓我印象很深刻，也讓我很感動。我覺得能夠容納不同的觀點，證明了一個組織的實力。

附錄 | 向湯姆‧提勒曼教授致敬

無庸置疑，沒有湯姆‧提勒曼教授，就沒有現今的84000。2010年在我們成立尚未滿一週年時，提勒曼教授便加入了84000的團隊擔任總編輯的工作。當時，除了初步的運作方案和幾項試驗性的翻譯專案之外，其他工作都未正式開啟，當然也還沒出版佛經譯文。我們的組織也剛從最初拗口的「佛典傳譯計劃」（Buddhist Literary Heritage Project）更名為【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

當時，提勒曼教授在瑞士洛桑大學（University of Lausanne）擔任佛學教授的任期正要結束。他曾任該校東方語言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研究領域涉及比較哲學、語言學以及認識論。他還鑽研中觀與現量學（梵：pramāṇa），並且對藏文的語法也有深入的了解。他同意在退休後的前幾年為84000效勞，擔任我們的工作委員，同時也兼任總編輯。

2019年提勒曼教授依計畫光榮退休。在此，幾位曾與他共事過的同仁將分享他們的感言，對他在任期內卓越的成就、無私的奉獻以及他淵博的學識表達最深的敬意。

編輯部主任  約翰‧康提（John Canti）：

我們當中大多數人初次見到提勒曼教授，都是在2010年12月於加德滿都舉行的第三次84000重點會議上。他一出現就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在表達個人想法的同時，也不失對整個項目願景、政策和運作策略的宏觀，言辭毫不含糊。他說話耿直，觀點明確清晰，為人公正開明，總是那麼的熱情洋溢。偉大的學者琴恩‧史密斯（Gene Smith）是84000的創始元老之一，但很遺憾地在那次會議後不久他便與世長辭。琴恩‧史密斯教授的離世讓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學識淵博的提勒曼教授對於84000的重要性，辛虧有他來做我們的「學術大亨」。

在我們制定佛經翻譯和出版流程的過程中，提勒曼教授在語文學（phil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方面的專業知識幫了很大的忙。我們當時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暫時不去製作經文的學術對勘版（critical edition），僅管這是大多數學者認為不可或缺的前期工作。因為若要對勘一部經文現存的所有不同版本，包括不同語言的版本，單單是製作一部經的對勘版可能就得耗費很多年。同時，我們也決定不要發佈經文草稿待後人更新和修訂，雖然這有別於琴恩‧史密斯最初的設想。由于考慮到待譯的佛經數量龐大，若是發佈後再等「日後」一一審閱和修訂，恐怕會變成遥遥無期的事。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我們找到了實際的折衷方案：我們決定標註出不同經文版本之間最顯著且最可能造成不同理解方式的差異，然後呈現給讀者嚴謹的翻譯，同時附上簡介、注釋、參考書目、詞彙表等等。這麼一來，我們還是能夠提供足夠的細節，以滿足多數讀者的興趣，同時也提供更多可參考的資料，卻又不至於讓讀者覺得被淹沒在專業知識的細枝末節中。

提勒曼教授不僅協助我們策劃84000的總體政策，也擅長於政策的落實執行。他能夠靈活地處理不同類型的經文，同時也用心考量不同族群讀者的需求。我們要服務的讀者群非常多元化：除了實修的佛教徒之外，還有學者、學生以及歷史學家，也有以文學、宗教學或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待佛經的人，當然也包括任何有興趣或好奇的人士。提勒曼教授的工作主要是在翻譯和潤稿過程中監督和審查翻譯團隊的工作。除了運用他在梵文和藏文方面的學問，更是發揮了他身為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的卓越溝通能力来提昇我們的工作標準，並且讓每個人都能發揮所長。他擅於運用自己對複雜理論觀點和術語的知識，在晦澀難懂的文章中梳理出清晰的條理，而且總是鼓勵譯者要繼續努力嘗試。我們目前已出版的每一部經文以及正在翻譯中的多部經典，都有他寶貴功不可沒的心力奉獻。

提勒曼教授原本便計劃好要於2018年底從總編輯職位上退休，為使工作可以完美的銜接，他很早就選定了優秀的詹姆斯‧金特利（James Gentry）作為接班人。詹姆斯自2015年10月起，被其延攬加入84000的編輯委員會，開始以其優異的學識和才華為團隊服務。

全心投入到浩瀚無窮的《甘珠爾》翻譯工作中，對我們每個參與者來說都是一場非凡的經歷。能夠與提勒曼教授共事並一同進行探索，讓人樂在其中。工作之餘，我們也曾在加德滿都、西雅圖及科羅拉多州等地共餐，在德里的街頭茶舍閒逛，在北歐日德藍半島起伏的海岸線上漫步。我們在茶餘飯後無所不談——與他共度的這些光陰都其樂無窮。我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心中滿懷感激。

我們都將非常想念他，但很確定的是，他退休後的生活肯定豐富多彩——不管是去周遊南美洲的奇異美景，還是去探討印度二世紀玄學的奧秘，他都會繼續探索這個世界。

執行長 黃淨蕊：

初遇提勒曼教授，是在2010年12月於加德滿都召開的第三次84000工作委員會議上。那時項目剛剛起步，我們正想要尋找一位在學術界具有專業知識且高知名度的人來壯大我們的編輯委員會、幫助我們設立編輯體系以及確保翻譯工作的學術嚴謹性和可信度。在84000的顧問秋吉尼瑪仁波切和尊敬的已故學者琴恩‧史密斯的推薦下，我們找到了提勒曼教授。他當時即將退休，也願意考慮參與這個嶄新的項目。

提勒曼教授有自信、口才好，在有分歧的時候也絕不吝於發表反對的意見。他對於翻譯政策與方針持有一些很強的意見，甚至會為某些觀點據理力爭，有時堅持毫不妥協。經過兩天密集的會議和辯論之後，他終於展示出比較溫和的一面。他告訴我們，自己之所以「表現得很強硬」，是為了測探我們的底線在哪裡，要看看我們的思想究竟有多開明，是否能夠釋然地接受挑戰。

這之後，提勒曼教授便正式擔任了我們第一任的總編輯，也成為工作委員會的一員。在他的帶領下，我們建立了完整的編譯體系，在要求高標準翻譯的同時，也須免於落入理想主義的陷阱之中。在與譯者、學者和評審員的互動工作中，他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在坦率和婉轉之間取得了微妙的平衡。作為工作委員會成員之一，我很慶幸能和他一起共事，一同解決從宏觀策略到微觀細節各個層面的問題。我也很欽佩他能既有禮貌又自信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同時又如此開明、樂於傾聽，還能夠充分考慮反方觀點的優勢。

身為佛教學者的提勒曼教授以及他編輯部的同事們，心中常記掛着「無常」，他們經常討論安排接班人的重要性，以防「萬一有人被車撞著了」。因此，他在2016年就提前告知他計劃於三年后從84000退休，並指定編審詹姆斯‧金特利（James Gentry）作為接班人。他的真知灼見讓編輯委員會在兩代總編輯之間無縫接軌，讓翻譯工作能在他建立的基礎上不間斷地繼續發展。

然而，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並不是他那令人肅然起敬的博學多聞或才華，而是一個平常的瞬間。那時我們在菩提伽耶的雪謙寺，站著欣賞欽哲基金會舉辦的音樂會。我們閒聊着（具體內容我不記得了），他轉頭看着我時，眼神中的那份溫柔和善良，深深地觸動了我。

雖然我會非常懷念與提勒曼教授共事的時光，但他永遠是我們的善知識，我們討教的對象。他為84000的團隊、為整個項目，乃至為佛法所貢獻出的一切，實在無以言表。

編審  安德雅‧達克特（Andreas Doctor）：

在2010年加德滿都郊外的施拉普里山（Shivapuri Hill）腳下舉辦的研討會上，提勒曼教授正式加入了84000的團隊。自那時起，我很榮幸能和他一起從事《甘珠爾》的翻譯工作。在這段期間，我一直很敬佩他，因為他願意嘗試各種方式，不論是以文本、歷史或哲學等方法來探索佛教，為的就是將這個古老的傳統呈現給當代的讀者。提勒曼教授的學術興趣範圍廣大，上至大乘佛教深奧的空性，下及梵文和藏文語法的細節。也只有跟提勒曼教授在一起，才有可能在上一秒還在聽他討論唯識宗思想上的「唯我論」弊端，下一秒卻已經是在聽他鉅細靡遺地解釋藏文句法中的「部分作格性」(split-ergative)了。

同時，除了提勒曼教授在過去的十年間勤奮而毫不保留地奉獻給84000的學術才能之外，他對於84000還有另一種積極正面的影響：那就是他對當今佛教傳統的恭敬心。在他的總編輯任期內，他一直對任何和他同樣熱愛鑽研佛教哲學的人有自然的好感和尊重，對方是穿著僧袍還是花呢西裝外套，對他來說一點也不重要。他對僧侶、尼師和喇嘛們非常友善，也得到他們相同的對待。提勒曼教授在為84000服務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佛法老師們明顯地都很珍惜他的友誼，也很欣賞他廣博的佛學知識。

幾年前的一個午後，我和提勒曼教授一起去了大師慈克秋林仁波切（Tsikey Chokling Rinpoche）在尼泊爾博大塔旁所駐錫的寺廟。仁波切一看到他便歡呼起來：「我親愛的教授！」仁波切邀請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還突然在他臉上用力地親了一下。在這種情況下，或許其他知名的教授會感到尷尬或不自在，但他雖然略帶驚訝，卻顯然能夠感受到仁波切是如此自在又真誠，是在以不一樣的方式向他表示友好。雖然我們這些84000的編輯人員不會那麼奔放地表達對他的感激之情，但我們同樣由衷感謝他的貢獻。他在博學與務實的基礎上所制定的翻譯方針，肯定會持續地為我們的工作带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