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 ∙康提博士（84000資深編輯）和彼得 ∙史基伶教授(貝葉基金會創立人)，與【八萬四千・佛典傳譯】談及佛教大藏經的簡史。康提博士解釋什麼是《大藏經》，它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大藏經如何在歷史中開枝散葉。二位資深專家也說明不同語系大藏經的基本內容，並解釋翻譯大藏經的價值。
康熙時期泥金寫本藏文《甘珠爾》 (台北故宮博物院)
約翰：「Canon正典」這個字不是那麼…佛教傳統上其實並沒有一個真正等同的字眼。我想，在梵文裡意思相同的字，我們會說是「Buddhavacana」，意思是佛的言教、佛的話語。「Canon正典」這個字眼其實是來自西方，通常是指一套獨立不變的經典，是神賜予人類的啟示，並在該傳統中被認為是神聖並具有絕對的權威。在佛教裡，就某方面而言，我們也會特別重視一些特定的佛典。
我們通常會將之分為佛陀親口宣說的言教，或是佛弟子在佛陀的要求或啟發之下在佛陀面前所說之法。這些都被稱為「佛陀言教」。這在藏文佛典裡，被歸類為《甘珠爾》(即：佛說部 / 教敕譯典)。
我們也傾向於將一些大學者、大成就者所寫的「論」納入在「Canon正典」的概念裡。這些論是在解釋、釐清和詳述佛陀的教導。在此情況下，我們通常只把印度論師的著作視為經典。
當然，在不同的文化裡，也有其他大學者和成就者及佛法的追隨者，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寫成論著，其中包含藏文、漢文、泰文、緬甸文、蒙古文，及其他的語文都有。當然，那些作品也被視為經典，但不能算在「正典」的類別裡。
但「正典」的確是一個西方的概念。在藏傳佛教裡，我們是用《甘珠爾》(佛經部 / 教敕譯典)和《丹珠爾》(論述部 / 論述譯典)來區分。在漢傳佛教，這些經典就收納在《大正藏》(Taisho)中，多數也稱作經、律、論三藏或《大藏經》。在藏文《大藏經》裡我們也有類似的概念。當然，在著名的巴利文《大藏經》裡，或多或少也是把經典分為這三藏。
約翰：首先，《大藏經》在數量上遠遠大於西方的正典，如聖經、可蘭經，和摩西五書。第二個區別在於《大藏經》不一定是獨立不變的。換句話說，以藏文《大藏經》為例，有些以前沒有被納入《大藏經》，但後來被發現而且被認為是正統的佛典，直到15、16世紀仍被納入《大藏經》內。數量不是很多，但還是有零星加入一部分經典。所以佛教《大藏經》並非封閉不變的。
我相信漢文《大藏經》也是如此──有些經典甚至是在近代才被發現。像是在絲路上的考古發現，也被歸到《大正藏》(Taisho)中視為真正的佛陀言教。所以對於所謂的「Canon正典」或《大藏經》，就是抱持著這樣開放的態度，而不是從時間上劃分，選定經典後永遠不變。
約翰：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在某方面來說，我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不過古典的說法是，在佛陀涅槃後的幾個世紀，這些教法一直是以口傳的方式傳續下來。但它並不僅是有人說：「好吧，我們記得佛陀在某個時間對這個、那個題目做了哪些開示。」事實上這是透過一個非常精確的系統，大家共同來記憶和覆誦這些字句，並確定沒有遺漏任何一個字。而且有些大阿羅漢擁有某種神通或特殊能力，可以非常確實、一字不漏地記得佛說過的言教，幾乎像是錄音一樣。
後來，事實上是好幾代以後，為了某種理由，弟子們決定把佛陀的言教寫下來。，我很想知道是什麼理由要這樣做，但我根本沒有頭緒，，也不知道是否有人真的知道原因。這是巴利文《大藏經》為一般所知的來由。而梵文的《大藏經》，可能是更晚之後才寫下，在背後必定也有類似的理由。
在佛陀的時代以後，也許是好幾代、好幾世紀後，因為不同的佛教團體、修行者和學者，對於佛典的不同主題或是教法的不同部分，強調和重視的程度不一，於是形成了各種版本的《大藏經》。他們對佛典抱持不同的觀點，於地理位置上也各自分開。有時是因為對教義的歧見而分開。有時對於何者是最重要的，產生爭論和不同意見，當然，對不同的修行方法更是如此。不同的佛教徒偏愛教法的不同部分，對於喜愛的地方給予更多的重視。因此地理位置的分隔再加上教義的不同，逐漸形成不同的經典集結，這種情況在印度更是顯著。
約翰：我不夠資格談論巴利文的教法，因為我對它不夠熟悉。但如果是指有時我們稱為「北傳」的教法，主要以梵文或相關語言寫成的佛典…… 當然要記得，當時印度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並沒有像今天的印度那樣明確的國界。佛教由於各種原因，傳播到鄰近國家，包括傳到西北方──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甚至是伊朗等地；當然也沿著我們今日所知的絲路，及中亞的貿易路線而傳播。
當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最初傳到中國的那一次──由於偉大的中國旅行家，為尋求教法而到印度。他們邀請了某些印度學者到中國，特別是去翻譯佛經。這裡我們所談的，是西元前一世紀、一直延續到西元五、六世紀的事。經過這麼長一段時間，佛典終於被翻譯為中文。有時同一部經典被不同的譯者翻譯了不只一次。
當然，在以上這些國家裡，經典的原文都被保存下來。但佛陀始終強調翻譯為當地語言的重要性，這樣才能使人們真正了解並修持這些教法。所以教法並不僅以文言古雅的語言保存於原典當中，而是被翻譯成能讓人們加以使用的版本。翻譯的工作也被視為非常地重要。
至於藏文…佛典剛傳播到西藏時，也許這在當時看起來並不太重要，但在我們現在看來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一直到較晚的時期如西元七世紀，有些人說是六世紀，但肯定是在七、八、九世紀，有非常集中的翻譯活動，特別是在赤松德贊王統治的時期。他邀請了寂護、蓮花生大師和許多印度班智達到西藏來。他們很快地建立起非常活躍的翻譯學院、各式翻譯工具和方法。這些都是在國家的贊助之下進行的，有國王、大臣和指定官員的指導，非常有組織。雖然翻譯的工作進行了幾個世紀，但主體內容，尤其是佛經的部分，在西元九世紀時已經完成。在這之後雖有些修訂，但當時已完成了很大數量的翻譯。
佛教傳播到西藏的時期較晚。藏文《大藏經》大多是從梵文經典翻譯而來，而有些梵 文經典在（較早期的）漢譯時期並未流通或不常用，所以漢、藏文的《大藏經》，內容中有少許的不同。
當然，佛陀的教法和翻譯還傳到南亞、東南亞、東亞、蒙古或更北方的國家──這在考古學上有充足的證據，但經典翻譯成其他語言的證據則沒那麼多。
然而，在現今亞洲發現的一些重要語系當中，可以知道佛陀的教法以形形色色的語言廣泛流傳。有些語系是最近才開始被探討，如佉盧文、索格底文，還有許多其他語言、方言，及文字等。當然，僧侶的活動，講經說法，寺廟、佛塔的興建，不同地方的修行團體，也會依照當地不同文化而呈現出不同的型態。
佛法傳播到西藏最重大的意義，說實在的，在於它的時間點正是出現在印度當地佛陀教法、藏經閣和寺廟大規模的消失之前。因此絕大部分佛陀的教法和大部分的經典，至少還保存於西藏。所以我們今天還能擁有這些佛典。否則，我們連這些也沒有了。
彼得：相比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的聖典，佛教經典的數量都非常龐大。但要將它們進行橫向比較卻很困難，因為即便是在各自的文化和傳統內部，衡量標准也各不相同。
泰國人習慣將《巴利三藏》分為 45 冊，當然，這些書冊的大小並不完全統一。
「漢文大藏經」則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因為漢傳《大藏經》自唐代以來不斷修撰，版本各異，規模也大相徑庭。目前主流使用的是日本大正時期編纂的版本，即《大正藏》，它足足有 100 多冊。
至於藏文大藏經，通常被編排為 100 到 108 卷的傳統藏式長條經卷。
所以，它們都很宏大且各具特色；但如果不折算成某種「虛構的西方標准頁碼」之類的量化單位，確實很難對它們進行直觀的比較。
約翰：絕大多數是的。它們大都應當有對應的梵文原本。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從其他語言轉譯而來的。事實上，有些藏文譯本其實是譯自漢文——因為學者們知道當時曾有過梵文原稿，但後來原稿失傳了，所以他們不得不從漢文版再轉譯過去。
還有些文獻是譯自該地區的其他語言，比如於闐語（Kotanese）、粟特語（Sogdian）等等。實際上，在翻譯史上存在著一個劃分「早期」與「晚期」的修訂時期。當時之所以要進行修訂，原因之一就是譯文數量實在過於龐大，其中有些源自不同的語種。這導致人們當時很難分辨哪些才是真正權威、正統的文本，哪些不是。而且由於這些譯文來源各異，彼此之間的差異非常大。最終形成的藏文譯文也因此參差不齊，所以需要進行統一規范。但總的來說，沒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確實是根據梵文原稿翻譯而成的。
約翰：嗯，從宏觀層面來看，我們並不能完全確定。有人認為，當時印度社會內部正在發生劇烈的變遷。但針對這個問題，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入侵者的到來——即從西北部進入、並逐漸向印度西北部及隨後向東北部擴張的穆斯林征服者。
他們此前之所以無法入侵，是因為當時北印度的各個王國和共和國勢力尚強。所以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那些原本守護著佛教文化繁榮發展的防御力量顯著削弱，這些入侵者是不可能得逞的。
但導致佛教文化消失的直接原因，恐怕還是入侵軍隊的到來。他們的破壞性極強。這種破壞實際上持續了幾十年，但其中有一個年份尤為慘烈——我記得應該是 1193 年。那一年，一支極其強悍暴力的軍隊橫掃該地區，（雖非首遭破壞，但）幾乎是毀滅性地徹底摧毀了那爛陀寺（Nalanda）、超戒寺（Vikramshila），可能還有其他大學府。史料中有一些關於宏偉圖書館被毀、書籍被焚燒的記載。所以，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
但我懷疑，如果當時沒有其他多種因素共同作用，單憑一支入侵軍隊是否真的能徹底抹除作為一種文化的佛教。我認為我們還必須假設，當時印度內部一定也存在某些趨勢——各種本土的印度教信仰開始在人們的思想、修行方式以及文化中「蠶食」佛教的影響力。原本佛教的傳播規模非常驚人——僧侶在寺院中精研佛法，佛教對普通百姓的生活以及印度廣大地區都有著深遠影響。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故事。
約翰：嗯，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確切答案。因為有太多的梵文原本已經徹底無跡可尋了。據稱，在藏文《甘珠爾》（Kangyur）中，可能只有 10% 到 15%，最多或許有 20% 的文獻尚存對應的梵文文本。剩下的那 80% 到 85% 則沒有。去探尋這些文獻究竟遭遇了什麼是非常有趣的，但就目前而言，它們確實還沒被發現。
過去，我們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的紐瓦爾人（Newars）社區發現了大量文獻，那裡長期以來政治局勢相對穩定，從未遭受過入侵，也沒有發生太大變化。而近期，在絲綢之路沿線以及更北方的地區，通過考古發掘也發現了一些梵文文獻。那裡的保存條件比印度低窪地帶要好得多——印度氣候潮濕，還有蟲蛀等等問題。
我們只能推測。但在漢藏這兩個跨度極大的譯經時期裡……首先是漢文譯經，如你所知，當時的譯經師們費盡心機去尋找當時流行且存世的大部分典籍，將其帶回中國並翻譯。隨後，藏文譯經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所以，在長達近千年的漫長歲月中，不太可能有太多文獻會徹底消失，但這純屬推斷（Conjecture）。
我們目前只能依據現有的材料進行研究。我相信確實有一些梵文文獻被發現了——雖然數量極少，只是幾片殘卷——它們似乎既不存在於漢文大藏經中，也不存在於藏文大藏經中。所以，可能確實存在少數「遺珠」。當然，另一個需要考量的因素是，隨著時間和地理位置的變遷，文本的不同版本往往會演變出差異。因此，漢文和藏文的記錄並不一定涵蓋了所有文獻在演變過程中的全部版本。
彼得：這種價值可以從很多層面來解讀。對某些人來說，這可能關乎靈感——比如閱讀不同版本的佛傳（佛陀生平）。它能帶給人感悟，揭示佛陀的生平事跡，比如與我們所在地菩提伽耶（Bodhgaya）相關的種種。
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這能加深一個人對修行實踐的理解。以禪修為例，比如安般念（Anapana，即呼吸冥想）。我們可以對比巴利文、藏文、梵文以及漢譯本中的各種版本。通過對比，我們會發現它們其實互為表裡、極其相似，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這確實是佛教禪修的核心法門之一。因此，我們可以從共時性（Synchronic）與歷時性（Diachronic）兩個維度去審視文本關系，從而對教義或修行產生更深刻的理解。
所以我認為這樣做獲益良多。我不認為——或者說我想不出這有什麼弊端。增長見聞終歸是有益的。同時，這或許還能增強不同佛教群體之間的包容性，當他們發現：「噢，原來我們都擁有這些共同的核心傳統。」
因為有時人們受限於語言不通，無法閱讀共同的典籍，難免會產生偏見。比如修習巴利傳統的人可能會想：「噢，藏傳佛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那兒全是密法（Tantras），我們這兒可沒有。」 或者藏傳修行者也可能對巴利傳統抱有類似的看法。諸如此類。總之，我認為從很多方面來看，這都大有裨益。
彼得：從這些大藏經中零星翻譯出的一些文獻，最早始於 19 世紀。我想 18 世紀應該還沒有，但也可能我記錯了。歐洲對印度文獻（包括梵文及其他語種）的研究確實是在那個時期起步的，但我不確定當時是否已經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譯本。
對藏文大藏經最早的描述，出自一位偉大的匈牙利學者——亞歷山大 · 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őrös）。他的研究成果發表於 19 世紀 20 至 30 年代，他也確實翻譯了一些內容。
至於巴利文文獻，如果不算法語譯本（法語可能在 19 世紀中期或更早就有譯本了），我認為真正系統性翻譯整個巴利文藏經的想法，始於 19 世紀末在英國成立的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他們基本上翻譯了整部大藏經，但那是跨越了漫長的時期、由不同的翻譯家在不同時間點合作完成的。不過，他們的初衷確實是將其作為一個完整的項目來運作。
漢文大藏經的翻譯則要晚得多。或許可以算上正在進行中的「BDK 大藏經」（注：日本駒澤大學發起的漢文大藏經英譯項目）。
而對於藏文大藏經，系統性的翻譯工程直到隨著「84000 佛典傳譯計劃」正式拉開序幕。
彼得：嗯，我認為對佛教徒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可以通過閱讀典籍獲得感悟，並真正地深入了解佛教。事實上，由於目前還有如此之多的文獻尚未被翻譯——即便有些尚存梵文原本，或者存有漢文譯本，但它們還沒有被譯成英文——這導致那些只懂英文或歐洲語言的佛教徒，無法接觸到他們完整的大藏經或傳統文獻。因此，這項翻譯工程將極大地幫助人們了解修行、哲學、歷史以及佛傳故事。大藏經（尤其是藏文大藏經）中蘊藏著太多美妙的事物。通過翻譯，人們將能夠覺知到自己所承襲的傳統。
對於非佛教徒來說，意義也大致相同。如果我們談論佛教……試想，當大部分文獻都還沒有譯本時，我們又怎能將佛教哲學與西方哲學進行橫向比較呢？所以，這項工程將增進所有人的知識儲備，無論對佛教徒、非佛教徒還是其他群體，都大有裨益。
約翰・康提以醫學與人類學學士於1975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
